仔细考虑一番，吴冰还是决定留在北京。现在，吴冰的身份证地址依然是大学时候的“武汉市武昌区珞狮路122号”。“户口不是不重要，但是现在我还没有办法什么都顾上。相比而言，好的工作机会和事业前景带给我的，要比一张户口纸带给我的更多。”吴冰说。

　　贾鹏是中南民族大学新闻系2001级的学生，他和吴冰一样是选择做留在北京的“非北京人”。“现在找份对口的好工作实在不容易，而且现在干的是我想做的工作，在工作中自己的能力能够得到提升，也就不会计较那么多了。”贾鹏说。“户口对我的影响至少现在还看不出来。我已经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也能自由自主地找到工作，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在北京过上好的生活”，贾鹏笑着说，“只要踏实干活挣钱，户口不会影响我将来的生活，不能买经济适用房我就买商品房；不能办本地车牌，大不了办个外地的多交点养路费；将来有了孩子，大不了上学时多交点赞助费。”

　　和吴冰、贾鹏一样不再将户口作为择业决定因素的学生还有很多。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一共取得了7个省34所高校的15222份有效样本，结果发现，71%的学生已经不再将用人单位是否解决户口作为去留的决定因素。

　　然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90年代，情况还不是这样。

　　杨春兰是工农兵大学生，来自郑州乡下的她由于在乡镇基层的工作积极，被推荐到开封师范学院(现在的河南大学)中文系继续念书。毕业之后，她留在郑州做了一名语文老师。“上了大学就等于是城里人了”，杨春兰说，“有了城镇户口就吃上了商品粮，商品粮就是城里人的代名词。”

　　来自四川重庆的旷江蓉现在是北京市十二中的历史老师，她是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学系83级的学生。在那个统一分配的年代，旷江蓉争取到了北京的工作机会。“我喜欢北京，宽容博大，四季分明。但是如果没有户口的话，我不可能留下。”

　　旷江蓉的儿子今年15岁，她的丈夫是军人，在旷江蓉为户主的户口本上，只有她和孩子两个人。“拿到北京的身份证是1988年的春天，那天的心情特别好。结了婚后，又从集体户口变成了个人户口，我可以自己拿着户口本去领粮票了。”“在户籍政策没有松动的时候，如果想在一个地方生存，没有户口寸步难行。在计划经济时代，户口背后依附了很多东西，粮票、油票、布票等生活必需品是依靠户口才能获得的。大学生就业也是统一分配，大学生不可能有机会像现在这样不要户口在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找工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陈友华教授说。

　　1998年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的付君萍来自河北，找工作的时候她把户口放在了首位。她说，“从农村来到城市，我们心中，户口还是很重要的，别说找工作，那个时候一个女孩子在北京如果没有户口，连对象都很难找。孩子的户口是随妈妈的，有谁愿意自己的孩子是外地户口呢？户口好比空气和水，一旦没有，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无法保证。”

　　陈友华是华东师范大学80级的学生，来自江苏南通的他毕业分配回了家乡。“我们就业的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哪里来，哪里去’。尽管我很喜欢上海，我还是不能留在那里。”“一方面我们很羡慕现在的毕业生，户籍政策上的松动让他们可以抛开户口去自己喜欢的城市寻找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当大学在我国渐渐由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以后，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了。”他说。

　　户口政策的松动，让大学生在择业时不再死守一地。从杨春兰到旷江蓉，从付君萍到贾鹏，一代代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更加自主。“户籍制度改革的每一步虽然极其缓慢，但毕竟还是在改。随着户口背后的东西越来越少，和户口挂钩的权利、福利甚至优待越来越少，户口会变回它最初的样子——只是一个长期居住的标志而已。”陈友华说。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谢遐龄教授是清华大学电机系62级的学生，他说：“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现在的大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去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户籍政策的松动带来大学生择业过程中对户口的淡漠，是一件好事。”“选择留在一个没有落下户口的城市工作，这本身就是大学生自信心的一个体现。户口，应该是越来越没有用处。我们应该鼓励学生，只要奋斗，就什么都会有。”谢遐龄补充说。